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小，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子木究竟是“违父命”还是“护国典”的问题，还深入到一个命题——合不合“礼”数。

        如若违背“礼法”，会被视为大不孝；但遂其愿，将会违背“祭法”，也就是忠孝如何两全的问题。

        两千多年来各执一词，无数文人纷纷站队，从战国吵到清末，这其中无数大家也卷入其中。

        比如，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就引用《礼》的“斋之日，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来谴责子木“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安得为道”，诉其不只不孝，而且不贤。

        有反对当然也有支持，苏东坡就支持子木的做法，还专门针对柳宗元的批评，写了一篇《屈到嗜芰论》的散文，开篇就反驳柳宗元的观点——“岂可以饮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他认为，“今赫赫楚国，使子木行之，国人诵之，太史书之，天下后世不知夫子（子木）之贤，而唯陋是闻，子木其忍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夺其情也”，并称“子木，楚卿之贤者也”。

        苏东坡不仅将子木尊为贤者，还依据曾子所言“君子之所贵乎道者三”的标准，将其视为一个君子——“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

        究竟是忠？是孝？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环境、学识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以家为大，有的以国为重，选择仅在于自己所愿，不能站在制高点来俯视他人，也不能仰视圣贤来违背自己的抉择。

        就如金庸笔下的乔峰一样，无愧于心即可。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