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承认，那就开始斗吧，村支书故意招领爷爷的堂兄弟还有那些得到他的好处的爪牙，不分皂白，把爷爷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砖块，贴上“地主”的牌子，满村里“游街”，没有街道，只有些石阶路，就这样找个“忠良”的百姓，欺骗一下上级下来的领导，在他们满口胡言下，在他们热情款待下，领导听从支书的，支书怎么说怎么做就是对的！这样的领导哪里还会去查一下眼前佝偻着身子满手是茧子连半句狡辩的话都不会说的老百姓是个地主！地主是这样子的吗？或许他们到了我们村，只能听从村支书的，不然连落脚的地方都不会让他们找到，或者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嘴脸，举着国家领导的指挥棒，到了百姓面前，就是与那些作恶多端的村霸混为一谈，沆瀣一气，搞个不会闹事的百姓，贴上地主的标签就算完事，就算到村里做了一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的大事！

        x s63 现代生活的富裕，难以想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时的饥荒岁月。父母曾经告诉过我们那些年代的故事。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们村的经济十分萧条，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农民生活一片混乱，虽然没有“朱门酒肉臭”，但却出现过“路有冻死骨”，完全可以说是鸿哀遍野。

        大哥出生那年，生产队里按工分分粮食，家里已经没米了，等着父亲到生产队里分到粮食下锅，可排了一天的队伍，分到才是几斗米。

        白花花的大米，是多么诱惑人啊，那时村庄基本人看到大米都两眼发直，甚至比白花花有银元更具有吸引力，毕竟那段时间，有时用银元也无法买到大米。

        看着孩子，母亲早已饿了，这么点米，只能下锅熬点粥吧，如果做米饭，几餐就没有了，可怜的孩子，在这年月出生，可怜的村庄老百姓，在生产队中劳碌一年，收获就那么一点点！

        那时水稻产量不高，人们吃大锅饭的生产积极性也不高，反正出工就是了，做多做少一个样，与村书记关系好一点的，报个到就可以消失了，如果别人顶撞，好呀，你顶，等你需要办事的时候，倒霉就是你！

        爷爷与父亲都是老实人，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那些搞脑子的事完全不会，任凭那些狡猾的人舞私zu0'b-i，由于目不识丁，只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看懂当天的记录，然后就由别人怎么操作了。结算的时候，明明知道别人的工分比自己少，可最后得到的是别人的比自己的多，这些都与村支书有关，他们可以一手摭天，想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们的势力大，而且还会收买爷爷的“兄弟”，他们得到好处后，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有了利益就不管爷爷与父亲了。

        那些年，那么点粮食根本无法解决不了大人的温饱，哪还能分到小孩，没办法，父母只能节省粮食，喝粥吃野菜、草根。

        像父亲这样的人村里大有人在，因此只能忍气吞声，只能义愤填膺，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这一切忍忍就会过去了！

        尤其是爷爷，年轻力壮时，凭自己辛勤的双手，利用多余的时间去开垦荒地，种的粮食就比较多。那时父亲们也很勤劳，每天只知道跟着爷爷早出晚归，又没有别的技术能在村里赚到钱，只好凭双手把家庭建设好。解放农村时，解放军到我们村，要求村民提供粮食与住宿，爷爷二话没说，打开粮仓任凭解放军自己去取，把自己的房子给他们住宿，自己带着孩子住在储物室。这事县志有记载，不久前村民微信截图发出来我看到过，的确有爷爷的名字。可是当解放军离开后，爷爷所有付出就变成了村里别人的功劳了。也许当时经过村里的解放军记录有我爷爷的大名，那时不知是谁呈报到上级了，爷爷的大名才未被抹去，倘若不是解放军记录的，估计爷爷的大名一定会被换成村支书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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