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地理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问，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空间背景，成为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作为中国传统舆地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对于研究中国地理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沿革地理的第一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他是江苏无锡人，居常熟，顾柔谦之子。生于明毅宗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圣祖康熙31年(1692)。顾祖禹的高祖顾大栋撰有《九边图说》，曾祖顾文耀、父亲顾柔谦都通晓舆地之学。在家庭的影响下，他毕生专攻史地，以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的研究为精深。

        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顾祖禹参考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并尽一切可能“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律。”实地考核异同，历时30余年，编著成130卷、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前123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分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城市集镇、关塞险隘、津梁道路等。

        后6卷叙述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末1卷叙述分野，明“俯察仰视”之义。附“舆图要览”4卷，有当时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以及黄河、海运、漕运分图。《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是中国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晚年，曾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

        北宋以后，专讲地理沿革的著作间有所出，特别是明末以降，学者有感于“空谈心性”的误国殃民，提倡实学之风大盛。顾炎武曾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主旨在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读史方舆纪要》更是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前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后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军事的关系。

        顾祖禹在一首诗曾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此诗的浅意是说，在项羽的军队终都很出名（史记上说项羽重瞳子，重瞳指项羽），在刘邦军中也可以随便走（刘邦外号叫隆准公，就是大鼻子）。可惜半辈子所做的都是错的，怎么能够纸上谈兵。这首诗正可为他一生的追求作注脚。

        顾祖禹编写《读史方舆纪要》前后历时30余年，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尽于此书。他身遭亡国之痛，但却始终坚持志节，不求名于时，不求禄于世，长期生活在“贫贱忧戚”的环境里，寄心事于著述，实在难能可贵。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保存故国文献，以便在将来反清复明的大业中作出贡献。

        他的挚友魏禧很了解他，认为他“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他在开始编写《纪要》时，曾有“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可见他是以无限沉痛的心情来编写此书的。

        《纪要》最大特点，是具有极为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始终。他象父亲柔谦一样，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汲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所以此书对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叙述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多从略，以便为未来的反清复明的大业作出贡献。正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列入兵家；梁启超也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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