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里，外交家都是神秘人物，是和常人有点不一样的人物。有人说，沈国放说话，一句能顶一万句。我说，不信，你别说得那么神秘，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还挨批了呢。可朋友说，不信，你查查网，他说的顶不了一万句，我给你说一万句。出于玩笑，我真查了网，果然他的话句句都有用，有些连一颗字都值钱。比如他说“亚洲的合作力量是世界经济力量的格局”、“伊拉克重建应以和平、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致力于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但同时也不怕对抗”，这些话都是代表一个国家在向全世界表明庄严的态度，表示一种肯定或者否定的观点。他的话一出，马上就有很多国家引用。假想，如果他的话与国家利益、国际共同利益都不符的话，那么他的话就更会若出麻烦，包括战争。

        沈国放的话，重要啊！

        领袖与外交

        沈国放作为部长的助理，他的活动范围是在世界的任何国家，他的业务是在国际上同一切国家打交道，接触人物是同所有与中国有关系的政要、外交官接触。于是，好多年来，他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打过交道，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次数无法计算。他的工作几乎同一个中国的公务员去办公室上班一样，只差他不是外国人了。

        好多年来，沈国放见识过中国外交的变迁，感受过中国实力的提高给外交带来的变化，体验过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从1990年到2002年的这12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国也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如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上海合作组织诞生、香港澳门回归、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海湾战争爆发等等。在这一切变化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明显上升，经济在持续健康变化，人民生活在不断好转。在国际上，中国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起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大作用。

        在这一切变化中，国家领导人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带领中国在国际上广泛地开展了外交的多级化进程。他在政治领域、外交领域坚持一种精神，那就是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于是，我们同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建立了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通过务实的讨论问题，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使中国与很多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经济关系、贸易关系的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不管是领导人出访，还是参加国际性的会议，中国在政治与外交的互动中表现出了非常密切又相互协调的巨大作用。

        在多边关系上，主要领导人在十二年间每年出席亚太合作会议，出席艾派克会议，积极推动这些会议达成协调与共识。虽然艾派克成员在经济发展上不一样，意识形态上不一样，价值观念上不一样，要形成一种共识便十分困难，可中国政府在推动这个组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贸易合作化和经济自由化在内的共识与协作，体现了这个组织的协调一致。

        在国际会议中，主要领导人以他的人格魅力和驾驭全球的能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五个常任理事国开创了“五常”机制，让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坐下来平等地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在五常的五个领导人中，他们对他本人也是很尊重的，最明显的标志是谁坐在中间的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座位，但这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次开会，大家都会自觉地、没有协商地、非常主动地请他坐在中间。

        而在很多国际会议上，很多国家最关心是两个国家的态度，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态度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态度掌握好了，讨论任何问题就都基本上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了。比如俄罗斯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同中国代表联系，保持与中国观点上的一致。表现在最常见的投票上，凡遇重大问题的投票，他们都首先要想办法与中国的代表取得联系。又如，在一般情况下，很多国家进行投票或者提出什么观点，他们都首先要同五常来磋商，同发展中国家来磋商，同七十七国集团来磋商，同非洲组织来磋商，同东盟来磋商，同欧盟来磋商。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于是中国就会非常慎重、认真地分析形势，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态度。

        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国也提出了一个精神，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谋求共同发展，这为上海合作组织指明了方向。在这个组织中，各自都有很多问题来解决，这时候，他们就会同中国方面来协商。俄领导人曾经说过，上合组织中，只要中国和俄罗斯两家团结一致，上合组织发展的前景就会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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