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政策好像是脱裤子放屁，本时空除了王国光等寥寥几人外，几乎没人看得懂这是什么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层工作量之外，没有什么用处。

        但税务处长出身的朱翊钧深知，这绝非多此一举。先交税后退税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将“赋税人人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让所有人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其次，将来随着财政松紧变化，可以随时调整退税的范围和税率。到那时候，这些退税过程中留下的数据和资料，将极大的减轻新税征收的工作量。

        再次，“乡绅一体纳粮”还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赋”这一所谓“仁政”的基础上，将口赋并入田亩的一种税收政策——这将给工商业乃至城市化发展起来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带来极大的阻力。

        最后一条，丁口赋的收缴，也保护了清丈和编户的成果——使全国性的人口统计变成了常态化的工作，有利于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钧权衡再三，并与内阁详细分析研讨之后，新出台的一条鞭法并未跨到“乡绅一体纳粮”——不过是“实事求是”使然耳。

        原时空条鞭法推行过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条鞭法的推行过程中因为货币投放量和流通双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区变成了恶法。

        北方农民在缴税季集中卖粮，因为粮食市场不如南方发达，造成了“钱贵粮贱”的情况，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赋税负担。而且原时空北方吏治败坏甚于南方，导致在征税过程中，地方官滥增“火耗”，也变相加重了赋税。

        在本时空，朱翊钧和张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条鞭法时，有意识的在朝廷南北和边地都选择了很多州府进行试点，较为充分的暴露出了问题。

        同时，朱翊钧所布局的工业联合体，因为矿产资源的关系，其生产环节放在北方居多，进而强化了帝国北方的市场经济，变相增加了帝国北方的货币投放量。

        更因为本时空发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禄，进而将大量白银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环节，客观上缓解了“钱荒”。

        至于散碎银两熔为官银过程中的火耗问题，朱翊钧则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归公”抄了过来。

        在万历五年的时候，朝廷给京官大规模加俸禄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满——我们干着基层最苦最累的活儿，升官比京官还慢，如今工资还差一大截子，这不是逼着我们贪污吗？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