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潘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上香水，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袖子，用习惯的动作分别把香烟、火柴、钱夹子和系着双链和坠子的怀表装进习惯装的衣袋里，把手帕抖了抖，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事，可他还是那么讲干净，那么健壮，那么精神焕发，浑身散发着香气。他轻盈地摆动着双腿，走进餐厅。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咖啡旁边放着衙门送来的信件和公文。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是一个商人写来的，这封信引起他的不快。这个商人打算买他妻子领地上的一片林子。这片林子是要卖的，但是他同妻子和好以前，不可能谈卖林子的事。他感到最不愉快的是掺杂上了经济利益，他和妻子还能不能和好。当他想到，他可能受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为了卖掉这片树林，他会寻求同妻子和解的途径时，他就觉得受了侮辱。

        斯捷潘看完信，把衙门送来的公文用手挪到自己跟前，迅速翻看了两个案件，用粗铅笔做了若干记号，就把公文推开了。然后拿起杯子，喝起咖啡来，他边喝咖啡，边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起来。

        斯捷潘订阅的是一份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自由主义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报纸。虽然他对科学、艺术和政治都不感兴趣，但是他坚决拥护多数人所持的观点，只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跟着改变。更准确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观点，而是观点在他脑子里不知不觉起了变化。

        斯捷潘既没有选择哪一个派别，也没有选择哪一种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己找上门来，就像他并没有选择帽子或礼服的式样一样，人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就戴什么帽子穿什么礼服。他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必然会有思想活动，而思想到了人生的成熟期又会发展，所以他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就像必须有一顶帽子一样。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像他圈儿里的多数人那样选择保守派，而是选择了自由派，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合乎情理，而是因为自由派比较接近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简直糟透了，确实如此，斯捷潘债台高筑，太缺少钱了；自由党说，结婚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他带来乐趣，却迫使他不得不撒谎，不得不乔装打扮自己，可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党说(或者确切地说，是暗示)，宗教只是约束那些野蛮人的，确实如此，斯捷潘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祈祷，也站得他两腿酸痛，难以忍受，他还不明白，如果今生今世能生活得快乐一点，多好，为什么要用一些既美妙又可怕的词句谈论来世，这有什么用。此外，斯捷潘还喜欢开玩笑，他有时捉弄那些温顺的人，看到他们的窘态，他很开心。比如他说，如果要夸耀祖先的话，就不应该只夸耀留里克，而不承认我们的老祖宗是猴子。总之，斯捷潘完全接受了自由派的思想。他喜欢看报，就像饭后必须抽根雪茄烟一样，他的头脑就可以腾云驾雾地遐想。他读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叫嚷说，似乎激进主义要吞掉一切保守分子，似乎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根除革命祸患，这种叫嚷完全是徒劳的。社论接着说，正相反，危害社会的并不是那种假想的革命祸患，而是那些阻碍进步的顽固的保守势力。他读了报纸上的另一篇涉及财经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到了边沁和密勒，并且嘲讽了政府的一个部。他凭着敏捷的头脑，能分析出任何嘲讽的涵义，即这种嘲讽的发难者是谁，嘲讽针对的是谁，起因是什么。这种分析往往会给他带来某种乐趣。但是今天，他却没有这种兴致，因为他想起了马特廖娜的劝告和家中的麻烦事。他从报上还看到，据传闻，贝斯特伯爵已经到了威斯巴登，以及治疗白发、出售轻便马车、青年征婚等的广告。但现在他看了这些消息，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好笑和开心了。

        他看完报纸，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黄油面包，站起身来，拍打掉落在西服坎肩上的面包渣儿，挺直了宽大的胸脯，开心地笑了笑，这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胃口不错。

        不过这一笑反而使他想起发生的事情，他又陷入沉思中。

        斯捷潘听到门外有孩子的声音，他听出这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不知拉着一个什么东西，把它弄倒了。

        “我说不能让乘客坐在顶上，快扶起来!”女孩子用英语大声嚷道。

        “真是乱成了一锅粥。”斯捷潘心里想。“孩子们就这样乱跑。”他走到门口，向孩子们招呼了一声。孩子们撂下当火车玩儿的盒子，走进房间。

        女儿是父亲的宝贝，她毫无顾虑地、兴高采烈地跑到父亲跟前，用双手搂住父亲的脖子，同时像往常一样，闻到了父亲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香水味儿，最后，女孩子吻了一下他那因弯腰而涨得通红的慈祥的脸颊，就放开手，想要跑开，可是父亲把她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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