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啜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壶煮沸的牛奶向楼梯走去，她的脚忽然一蹩，身子蹲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是手里的壶还没有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直两手，对着壶生气地嚷：“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往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好象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因为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过去家大业大，是一个很兴旺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领，但现在是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看着天空，睡过一夏天……”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样的姿势抽着香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管好歹地胡乱破坏，一切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候，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象一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两个膝头，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望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天空际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声，发出牛鸣一般的呓语，有人含混地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着，度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张望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散着沉闷的恶臭。

        “老天呀。我真替大家伤心。”巴维尔低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愈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说过，我们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而生活都很不好，这都不是他们所应该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摇晃着，叫吼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戚地鸣响着，寂寞象波浪似地流进作坊里来，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在他们身上压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没有用处了，于是我同巴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使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编造的喜剧，很勇敢地和烦闷作战，使大家发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假装快乐地砍着设想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戏剧。观众都大声地笑。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行的可怜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的时候，坐着休息。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