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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