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乔用他那件周日礼服把自己包装起来，准备陪我去郝维仙小姐的家。看他穿衣服时，我感到这对他来说就等于是一场灾难。他以为遇到如此的重大场合必须穿上这套礼服，虽然他穿上普通的工装要比穿礼服神气得多。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心中明白，他用这套十分不合身的衣服包装自己完全是为了我。那片衬衫领子在他脖子后面高得使他头顶上的头发都竖得直挺挺的，好像一簇羽毛。

        吃早饭的时候，我姐姐宣布她和我们一起到镇上去，然后留在彭波契克舅舅家等我们，要我们和那些高贵的女士们办完事后到那里叫她一声。听她的意思，这对乔是个大大的坏兆头。这天铁匠铺停工，乔用粉笔在门上写了个单音节词“出”。虽然有一天不工作是难得的，但每遇到这一天他就要告诉人家。这是他的老习惯。他不仅写字，还要配一幅画，画的是一支箭，箭射出的方向指明他的去向。

        我们步行到镇上去，我姐姐在前头领路，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海獭皮帽子，手上拎着一只草编篮子，真像英国国玺一般宝贵。尽管这是一个晴天，她脚上却穿了一双木套鞋，颈上围了一条平时不用的围巾，另外，还带了一把伞。我弄不懂她带这么多东西究竟是为了找苦头吃，还是为了表示自己东西多。我以为这一定是为了夸耀自己有钱，非常像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娜或者其他的女王陛下。她们在大发雷霆时，便会在出游或巡视时夸耀其财富。

        我们一抵达彭波契克的家门，我姐姐便一溜烟奔进去，留下了我们两人。这时已接近中午，乔和我径直去郝维仙小姐的家。埃斯苔娜像往常一样为我们开了门。乔看到她时便脱下帽子，双手抓住帽边，直挺挺地站着，估量着帽子有多重，好像在这紧要时刻必须斤斤计较，毫厘不让似的。

        埃斯苔娜根本就不理我们两人，只是领着我们走着我十分熟悉的路。我跟在她后面，而乔跟在我后面，走在长长的过道里。我回过头去望他，他还是十分小心地掂量着帽子，踮着脚尖大步地跟随在后。

        埃斯苔娜叫我们两人一起进去，所以我拉着乔的礼服衣袖，将他带到郝维仙小姐的面前。她正坐在梳妆台前面，立刻转过身来不住地打量着我们。

        她对乔说道：“哦！你就是这孩子的姐夫吗？”

        我真没有想到我这位亲爱的老伙计乔今天的样子完全变了，简直像一只离奇古怪的小鸟，直挺挺地站着，一言不发，头上竖着一簇羽毛，张着一张嘴，仿佛他想要吃小虫一样。

        郝维仙小姐又重复了一句：“你是这个孩子的姐夫吗？”

        情况够尴尬的，整个这次会面，乔坚持要对着我说话，而不敢对郝维仙小姐说一句。

        “皮普，我的意思是说，”乔说着，“我娶你姐姐为妻是符合我的心仪（意）的，那时候我被叫成单身汉（不管怎样就是单身汉）。”他说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令人信服且彬彬有礼。

        “嗯！”郝维仙小姐说道，“葛奇里先生你抚养了这个孩子，还打算让他当你的学徒，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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