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最恶劣的地方，泥泞、大雾、沼泽、苦役；苦役、大雾、沼泽。泥泞。”

        他们两人都用最刻毒的语言咒骂这个地方，最后骂得没有词了，才慢慢地停了下来。

        我偷听了他们的这一段对话之后，真想立刻下车，离开这里，躲到公路上一处僻静黑暗的地方。幸亏这个犯人没有对我产生怀疑，没有认出我来。确实，我本人也长大了，完全变了样，穿的衣服不同了，所处的地位也不同了，如果不遇到特殊情况，没有神鬼的帮助，任他怎样也不会把我认出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下事无奇不有，这次既然能偶然巧合同乘一辆马车，就完全可能有另外的巧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哪里冒出一个人直呼我的名字，他们一听就会认出我。正是出于这一担心，我决定马车一进镇子就下车，及早离开他们远远的。我的这一设想实施得相当成功，小手提箱就放在车厢里我的脚旁，不用费劲就可把箱子拉出来。当车子停在镇口第一处石级上的第一盏路灯旁时，我先把手提箱放下车，随即自己也跳下了车。至于这两个罪犯，他们还得随马车而去，我知道他们要被押送到那条河边。在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条由犯人划的船，正在一处被泥溅得又脏又滑的小码头边等着；耳朵中仿佛又听到了像骂狗似的粗鲁声音：“你们快划！”眼睛仿佛又看到了在那一片黑色的水面上停着一艘罪孽深重的挪亚方舟。

        我根本说不出自己究竟怕什么，因为我的担心是说不清的，是模糊的，只是有一种莫大的恐惧压在心头。一路向着旅馆走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不是仅仅怕被认出来而感到痛苦和难受，而且也就是这种恐惧使我瑟瑟发抖。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恐惧是说不出缘由的，莫名其妙的，只不过是童年时代的恐惧暂时复苏而已。

        蓝野猪饭店的咖啡厅中空无一人，直到我叫了饭菜，坐下来开始用膳时，茶房才认出了我。他连忙向我道歉，说一时没有想起来，并且问我，是不是要派人去给彭波契克先生送个信？”

        “用不着，”我说道，“确实用不着。”

        这位茶房就是上次我和乔定师徒合同在这里吃饭时，跑上来转达楼下客商提出严重抗议的茶房。他听了我的口答，显得很惊奇，抓紧机会递过一张肮脏的旧报纸，我拿起来读到下面一段文章：

        “不久前，本镇附近的一家铁匠铺中，有一位青年铁匠传奇般地飞黄腾达了。想来读者对此一定颇感兴趣（但愿本镇的作家、本专栏的诗人托比，能够运用他的诗才，对此作一佳文，虽然他目前尚未名扬天下）。这位青年的早期恩主、同伴和朋友，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从事粮食和种子生意，公司宽敞方便，设备齐全，在大街的百里之内，久负盛名。这位恩主简直和《奥德赛》中泰勒马库斯的老师一样，我们听之不能无动于衷。他为别人奠定下了幸福的基础，我们都该引以为骄傲。我镇是否有善于深思的圣贤或者能明察事理的佳丽想探求一下究竞是谁得到如此幸运？我们只要一提大画家昆丁·莫赛斯曾经是安特卫普的铁匠，就一语道破天机，无须穷究。”

        从大量的经验事实我可以断定，在我飞黄腾达的日子里，即使我去到北极，不论遇到的是游牧的爱斯基摩人，或是文明人，都会对我说，我早年的恩公、我幸运的奠基人不是别人，乃是彭波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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