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泉州,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很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定居在这里。

        阿拉伯人、北非人、欧洲人、印度人、东南亚诸国人、日本人还有高丽人，纷至沓来，纷纷在这里定居。

        他们出身不同，身份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官僚、商人、旅行家、僧侣、传教士等等，各行各业的人都随着商船往返泉州和本地。

        因为人数众多，且停留办理商业事务的时间长，很多人干脆就在泉州定居、生活。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泉州购置土地、建立“蕃坊”，然后各自推选出德高望重能够服众的“蕃长”负责日常的管理，也负责和南宋官府打交道，处理税收事宜之类的。

        他们还建立为各自子弟所准备的“蕃学”，培养各自的子弟。

        还根据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聚居区设立寺庙、修道院等等，传播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方方面面都显示出这些人大有将泉州当做第二故乡的趋势，且来人越来越多。

        他们带来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文化产品、宗教信仰等等，各种各样的外部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泉州、广州等地落地生长，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相当繁荣也异常复杂的经济、文化局面。

        而在苏咏霖看来,这对于明国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经过大革命和大清洗之后，明国基本上把旧官僚、旧地主士绅和依附着他们的大小商人清扫一空,几乎整个社会阶级都重塑了一遍。

        于是乎可以拉动大量商业需求的旧统治阶级被明国成体系的消灭掉了，国家内部的整个商业需求大大下降了，所以商业贡献的税收也就大大下降，连带着整个商业规模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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