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章越与王安石，吕惠卿的免役法最大争议，就是要不要对下等户（四五等）收免役钱，及免役宽剩钱。

        韩绛，章越一致反对说不能收，王安石，吕惠卿则坚持必须收。

        当初章越为了取得王安石的信任，还很违心地说将来有绝不改他的免役法。

        不过章越素来坚信一句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政客说的话都如同放屁一样，你信就蠢了。

        王安石估计也看透这点，所以当日相见让章越不必为这句话负责，你认为可以改的就改。

        因此章越针对于此，向韩绛提出了新法2.0版本，突破口就选择在免役法上。

        章越与韩绛道：“去岁（其实是熙宁九年的数据）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余贯，而支出不过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贯，盈余近四百万贯。”

        宋朝经济确实牛，宋初统一天下时，仅岁入一千六百万贯，是唐朝最盛时的两倍。

        而如今仅免役钱就收到了一千多万贯。

        “所以免去免役宽役钱和下户免役钱已是足够，否则变法就成了敛财的性质，非相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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