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复兴军太祖爷说过：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

        “汉奸们认为：战弈亡，不战弈亡。他们恐惧于金虏战斗力的强悍，片面认识宋金军事力量的差距，视金虏如神物，视自己如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百姓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因此，正是他们这种媚金、恐金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金虏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主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金虏摆布的傀儡。”

        “他们的行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将是祸国殃民的，第一次金虏索粮时，王时雍、徐秉哲、耿南仲就直接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城内百姓商户；第二次是积极响应投降/条约，为金虏收刮金银，投献美女，筹粮筹款。”

        “汉奸们的罪行必须要予以清算！”王建军斩钉切铁地说道。

        “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将永远记录在华夏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将牢牢地镌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想想后世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国民大会二次会议上的伟大提案：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

        这是界定汉奸的最基本标准。

        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后世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后世有汉奸学者竟以“民族劣根性”，“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高需求”，“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那些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接受”，等汉奸理论为借口为汉奸翻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汉奸理论和汉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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