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并没有马上换掉六国的县级官员，而是派去了大量的秦人官吏。这些秦人官吏刚开始都是辅佐当地主官，待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慢慢的接替主官，这也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政策。

        听到这儿，刘阔就知道为什么乡长这么激动了。这些秦人官吏，都一丝不苟的执行着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是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学派。法家思想高度重视法制，强调以法治国，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先秦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代，法家先贤们先后在各国变法，让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途径成为新的贵族，这种制度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体系。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性人物，商鞅变法后，秦国也很快成为了霸主，最后统一了六国。商鞅变法是特定时期产生的特定产物，它与那个战国群雄并起的时代紧密结合，极大的推动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加快了历史进程。秦统一六国后，全国各地皆用秦法，“事无大小，皆决于法”。秦朝的法律继承了法家“重刑轻罪”的传统，严苛的法律运用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让全国上下形成了“皆有法式”的局面。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先后发动了南征岭南、北击匈奴的战争，又修建了灵渠、长城、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等浩大工程，国力耗损严重。老百姓既要上缴赋税，又要服徭役，让百姓苦不堪言。赋税和徭役的保证就是依靠严格的法律和严酷的刑罚，这也让法家走向了极端。老百姓完不成赋税或徭役，就要接受刑罚，一度形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局面，这和统一以后人们渴望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历史需求背道而驰，也为秦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进入郡县制以后，权力体系可以比成一个金字塔，塔尖是皇帝，塔底则是平民百姓。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固然强大，但也有弱点，皇帝本人不能凭一己之力管理全国的人，需要官员来帮助管理。

        随着皇权不断的下延，衍生了层层的官僚体系。尽管历朝历代的行政结构变动剧烈，但乡一级的管理体系一直稳定，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乡。“皇权不下乡，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对于乡一级的管理体系来说，乡民们沾亲带故，更多的是依靠乡绅和族长来维持乡间的秩序，这种管理方式自然也充满了人情味儿。

        刘阔就充分体会到，在乡衙呆的这段时间，只要是不犯一些逃跑、偷盗或丢失传书的原则性错误，乡长对自己几乎是放任不管的，偶尔做的不好，顶多会被训斥几句。毕竟刘阔是楚人，乡长也是楚人。他一想到以后的顶头上司是秦人，不由的沮丧了起来。秦人一点人情味儿没有，法规律令什么的永远放在第一位，做错了事，先受了刑罚再说。

        “你俩想去灵渠、还是郢城啊？这册子顶多在我这儿过一遍。”县令举着造册说道。

        “咦，他们不是先在县衙干两年吗？”乡长疑惑的看着县令。

        “灵渠修好后，还要建桂林郡，南边也缺奴隶，以后县衙也不派奴隶了。”县令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