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随着求学者的日益增多，又令各学添设与其廪生等额的“增广生员”，正统后复增“附学生员”。各类生员都享有“免其家二丁差徭”的优待。

        与此同时，主要分布于北边和西南地区的部分都司、卫、所，也建立儒学以教育军队子弟。

        也只有在明朝，朝廷始终稳定地举办如此完备的地方及军队儒学教育，这是以前的朝代不曾有过的。

        明末全国生员高达五十余万人，这么大的规模也是以往朝代不曾出现的。

        在外，朝廷在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唐代以来，中央官学为多学并立，皆隶属于国子监管理。明太祖则只设国子学，并在洪武十五年，改称国子监。

        由此，国子监由唐代以来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机构变成了纯粹的国立最高学府。这一变化，既减少了朝廷对中央官学的行政管理层次，又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可谓一举两得。

        在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并设南京国子监和中都国子监。永乐元年后，则形成南、北两京国子监并立的体制，且终明再未发生变化。

        在大明永乐二十年，两监在监监生高达一万五千余人。在大明成化元年，更是高达一万九千余人；其规模之大在古代也是少有的。

        明朝官办儒学教育体系也是空前完备。在洪武十六年，朝廷确立了各府、州、县学分别按照一定额数和标准向中央举贡生员并经“廷试”中式后入国子监肄业的制度，因是按年而贡，故称“岁贡”。

        也因此，府、州、县学生员成为国子监生最主要的来源。这不仅改变了明朝以前国子生主要来源于官宦子弟的局面，而且，也把地方儒学和中央国子监教育在制度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空前稳定和严整的官办儒学教育体系。

        更重要的是，明朝确立了官办教育以科举为轴心的基本格局。同样是在太祖时期，明廷就已确立了中央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学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都主要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的基本格局。

        比如规定国子监生可直接参加京府乡试，洪武十七年，监生多有中京闱者，太祖即令礼部“出榜”，于其“原籍去处张挂，著他乡里知道”，以“光显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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