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丈夫也会因为孩子同她吵架了。偶尔他在厂里受了挫折，回到家来喝酒，醉了就骂她，骂道最后就是怪她不能生孩子。

        第四年过去，第五年过去，她无法生育好像成了一个共识，成了她的原罪。

        每当有邻居或亲戚生了孩子，按惯例要准备红鸡蛋送给上门祝贺的人。他们总会把她拉到产妇边，让她摸摸婴儿的小手，让她抱抱婴儿，要她沾一沾喜气。他们还会把自己的偏方无私地分享给她，多塞给她几个红鸡蛋。她提着红鸡蛋回到家里，人家的欢声笑语，婴孩的啼哭，同情的眼神，还有手上温热的红鸡蛋，都在她脑海里不断地盘旋，盘旋。她受不了这些温柔的折磨，只好哭。可是她不能大声哭出来。她不能被家人听到在哭，不能被一墙之隔的邻居听到在哭，不能被窗外走过的路人听到在哭。她的委屈和无助只能悄无声息地滴在被褥上。

        强烈的自责，强烈的痛苦，在她身体里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她尽力地早起，尽力地晚归，在工厂里待得越久，工作得越投入，她就越不会被闲言碎语所包围。

        现在，同事也知道了她不能生孩子。她心里的净土——工厂——将变成另一个受难地。邻居的目光，同事的密语，向两柱铺天盖地的耀眼光芒，将她死死钉在耻辱柱上。

        耳边，两人的谈论还在继续。

        “这你怎么知道，不会是假的吧？”

        “跟她同期进厂的，比她后进的，只要结婚了，差不多都请过假去生孩子坐月子。只有她一次都没请过假。”

        她心里苦涩地回应，是这样的。

        “这倒好像是。从来没见她缺过席。可也不一定是她的问题，有可能是她老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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