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胖子就留在共济设计院做了设计总监，起薪是3万。

        当晚本来说是他那两个同学请客，后来因为胖子莫名其妙做了他们俩的领导，变成了胖子请客。规格也从黄埔江边的啤酒档，变成了衡山路的酒吧。这两个家伙也不怕胖子将来在工作中利用领导职权给他们穿小鞋，愣是狠宰了胖子小六千块钱。那个时候，六千块钱，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了！

        这次去上海，我们都算是比较顺利的，因为不久以后我也在当地一个做装修设计软件的公司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虽然不尽如人意，去掉生活费，每年存的钱，还不够在上海买两平米房子，但好在跟着糖包子合租房子他不要我出房租，我过得倒也没什么压力。

        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了几年，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家里电话说我哥在工地上出了事情，我要回去看看，跟胖子一说，他突然跟我说：“正好，咱们一起回昆明吧。奔三的人了，老爷子老太太们年纪也大了，离家近点还能照顾。回去一起创业，开个装修公司，争取5年上市！”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天跟着胖子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要不就是他带回来过夜的小妞在我们家饮水机里加了什么兴奋剂，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头脑一热就拍手答应了。接着就是我俩一起辞职回昆明。

        走的时候，又是他那两个同学，也是他现在的手下送我们，两个人激动得流了很多眼泪。

        回到昆明，我暗自庆幸这次的决定正确。因为我哥当时的情况很不乐观，人一直是昏迷的，全身发黑。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嫂子正在抱着孩子哭，我妈在一边偷偷抹眼泪，我老爹在病房外面的楼梯间一个劲儿的抽烟。我的回归，缓解了家里的压力，我嫂子可以全心全意去照顾李老大，把侄子扔到我爸妈家里。我和糖包子开了个小装修公司，他负责拉生意和设计，我负责组织工人施工。这个工作的好处是时间灵活。因此家里一旦有什么事情，我都能跑回来照顾。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哥在病床上躺了小一年才恢复，而且从此不敢再碰炸药了，也不能下工地，只好办了辞职。虽然单位上给补了不少钱，医疗费也是全额报销，但是赶不上我嫂子下岗，他又拿出来一多半的钱给了挖机师傅老胡和工段长老张家，日子从此过得越来越紧张。我知道他是对那两个人失踪的事情心怀愧疚，虽然连他们两家人都劝他说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总说要不是他炸开山洞，就不会出那些事。而且他经常做梦能看到那两个伙计，说得有鼻子有眼，一开始还听得我们后背发凉，但是说多了我们都认为他这是精神不正常了，也只好顺着他。但是这种状态，他也没法再找工作，都是在街道打打零工什么的。我不能看着不管，把仅有的那点积蓄都拿给了老哥。当然不是一次性给的，我也怕他脑子一热又说老胡和老张给他托梦要东西，把钱再给分了。

        好在我和糖包子的公司顺利开起来了。我们俩这几年在上海的理念，到了昆明那就是领导本地装修界的潮流了。不过胖子贪心，利润不高的生意他不接，所以要价高。还美其名曰只做“设计精品”。因此我们干的主要是本地的别墅生意。能住得起别墅的老板，那才舍花钱搞设计啊。其实没有“搞设计”这三个字，这句话一样讲得通。

        开始几年，我们俩的生意还是挺顺利的，直到遇到了那个古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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