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家伙，够拧巴的：

        我歌子中的每一个韵脚

        都让我觉得装腔作势

        可怜布氏命犯七煞，先后掉进两次世界大战的坑，终生愤青可以理解。可19世纪的俄罗斯，那是满天星闪瞎眼的时代，打开他们的史都会噼啪作响，躬逢其盛的文人该爽呆了吧？可年高德劭的托尔斯泰，表示一点都不爽：

        “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

        那边厢，早他三百年的莎翁却不领情，借哈姆莱特之口狂吐槽：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看来，都没生对时间，都没生对地方。

        说回荷尔德林。法兰克福两年家教，爱情失去了，还好留下一部，书信体，《许佩里翁，或希腊隐士》，发在哥们儿席勒的杂志上。里头的“女神”狄奥蒂玛，就是女主人苏瑟特。

        之后，在家教路上继续狂奔。1801年初，在瑞士的豪普特威尔；年末，又奔赴法国波尔多。

        波尔多这单是朋友介绍的，受聘为当地行政长官的家塾。荷尔德林一直以来的念想，是在国外找个窝，“诗意地栖居”，这回终偿所愿。于是徒步，跋涉月余，抵达波尔多。良辰美景，端的赏心悦目，赋诗无数。孰料执教才三月，苏瑟特病重的消息传来，遂不辞而别，再次徒步，横穿法国，回家。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