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上奏朝廷：“奴才再三查访，该署县蒋锴前在莒州本任时，人本昏庸，办事不能持平，几酿大祸；经前抚臣张汝梅调署平原，不知改悔，仍然谬妄，始而纵役诈赃，继则张皇失措。

        似此昏聩糊涂，若不据实严参，无以整肃吏治。相应请旨将调署平原县事莒州知州蒋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免投效开复再误民生。至管带亲军营袁世敦心地直爽，勇于任事，不无可取，惟此次弹压查办实属猛浪。

        至搜查匪党未能约束勇丁，以致客店失物，误伤良民，虽非无心，究属异常草率。应即撤去统带，由奴才另行择人接统，以肃戎行而服民心。可否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抑应如何示儆之处，出自圣裁。”

        并强调：“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朝中不少官员附和毓贤的意见，御史黄桂均在奏折中说：

        “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结，借以悍卫身家”。

        “盖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建议朝廷对义和团“善为安抚”，以收“干城之用。

        父亲无故被官军打死，裴秀亭悲愤异常，愤然上告，引起轩然大波。御史王绰上折弹劾袁世敦，称其“不察虚实即纵兵开枪，并有掳掠情事”，建议朝廷将其罢免。

        后军机处寄给毓贤的上谕除支持将蒋楷撤职外，并称：“营官袁世敦，行为孟浪，纵勇扰民，著一并革职。该抚谨请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军营历练，显系意存袒护，岂封疆大吏所宜出于此？毓贤著传旨申斥。”

        平原事件处理完后，清廷采纳了毓贤的建议，也倾向于招抚义和团，使义和团在森罗殿之役后发展得更为迅速。

        但由于缺乏一定的军事编制，不能组织起一支有效的作战队伍，都是随打随集，打完即散。加上后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比较严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分化。

        朱红灯在和心诚和尚、于清水等首领商议后，认为“事已闹大，诚恐官兵兜拿，不如分党四出，抢得赀财，以图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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