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不久，荣禄建议慈禧太后，将京畿地区的各支部队统编成武卫军，以加强对军权的控制和京畿重地的防卫。

        慈禧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其节制京畿一带的毅、甘、武毅、新建陆军诸军。以聂士成武毅军为武卫前军，屯芦台；董福祥所统甘军为武卫后军，屯蓟州；

        宋庆统领毅军为武卫左军，屯山海关；袁世凯所率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屯津南小站；荣禄自率武卫中军，屯京郊南苑。

        袁世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他以德国在山东挑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为由，上折称：“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建议朝廷“慎选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办理，隐含自荐之意。

        荣禄认为袁世凯在朝鲜处理外交事务多年，兼有军事才能，是一个有魄力、能够解决棘手问题的人物，加上当时德人正在胶州闹事，也正需派兵震慑。

        1899年5月1日，荣禄命袁世凯与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直鲁交界一带进行军事演习。5月13日，袁世凯率军抵达德州。此时的他血气方刚，跃跃欲试，欲与德军决一雌雄。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认为“整军察吏，防海治河，与夫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才是上策。

        以德军的强悍，自己根本不是对手，与其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慈禧之所以同意荣禄派自己到德州演习，无非是向臣民表明其有意抗敌的态度。

        在山东军事演习期间，袁世凯将山东巡抚毓贤的种种不是，包括德国驻青岛官员请治其罪等要求上告荣禄。

        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袁世凯说毓贤糊涂，特别没用，偏激而且昏乱，极其厌恶洋务，对其做法不胜愤闷。

        7月回到天津小站后，袁世凯立即向清廷上了一道奏折，称自己目睹山东乱局，夙夜忧愤，提出在山东必须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

        11月，袁世凯进京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此时的山东已成为反洋风暴的中心，引起了列强的极大恐慌。面对山东愈演愈烈的局势，荣禄极力保举袁世凯代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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