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庄镇东边的深山沟里有个只有253口人的小山村——城岭村，村民们用土地承包经营证、宅基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抵押入股建起乡村旅游合作社，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乐旅游胜地。

        高新区鹏泉办事处郭家沟村堪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受益最明显的村，家家户户住别墅，全村65岁以上老人统一居住全免费的老年公寓。村支书徐祥新介绍，6年时间他们村人均年纯收入由原来的2700元，增长到12000元，这里成了全市有名的幸福村。

        在宾馆碰上一位在此打工的农民工郭才东，他乐呵呵地说：过去俺外出打工，留下一把锁，于是出现了“两个耗子”：一个是自己农村的房子成了耗子窝；二是到城里以后，两手空空，只能租人家的地下室，就变成了地耗子。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农村房屋没有房产权，现在好了，有证了，家里的房出租了，用出租的钱在城里又租了房，于是“两个耗子”就全消灭了。

        我认为这是一条有效的破解土地纠纷的出路，土地确权了，农民有了产权，让土地真正属于农民了，许多相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6.

        当然，农村土地确权只是出路之一，虽然“许多相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如果想彻底解决类似问题，那就要更加深入地从观念和法律上得到有效保障。

        我曾结合亲身调查采访的十几个相关案例，写下一篇《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查与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法律意识淡薄，行政干预使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带有较多的强制性。

        部分乡村干部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少数农村基层干部用不正当手段进行承包以权谋私，擅自发包，自发自包；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识存在偏差，把家庭承包仅仅看作是集体经营的一个环节，没有认识到这种承包关系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的体现。还有的把农民与集体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视为一般的合同，没有看到这种合同的特殊性。

        二、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不明确缺乏必要的书面形式。

        有的土地承包多是发包方“画地为牢”或“指山定界”，条款不完善，表述不准确。如某村集体作为发包方，实行指定地片进行发包，也就是给这块地按照习惯起一个简单的地名，如“村南岗地”、“道西洼地”等，然后把承包户叫到该地确认一下就直接签订合同。在该村76份土地承包合同中，有29份是采用这种方法发包的，占承包合同的38%。这些合同中，没有确切的亩数，对土地的四个地边的确定界限也仅能说出大体方位，致使在许多情况下相关纠纷案的事实很难以查明。还有的合同中没有保证合同履行的规定，造成合同履行过程中缺乏制约机制，影响承包效果，进而出现了诸如以下的现象：随意缩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费；随意调整承包地，多留机动地；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强迫种植、强迫流转承包地等。

        三、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设定概念模糊。

        “农民集体”没有明确的法人代表，在行使具体权力时，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的真实意愿难以得到真正体现，使一些农村干部利用其地位，充当所有权代言人，甚至为自己牟取利益，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存在现实困难，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有效保障。

        四、缺乏必要的矛盾调处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仲裁和诉讼制度不完善，矛盾发生时没有相应的机构及时调处，大量纠纷直接到法院起诉，而法院审理案件受相应程序法律的限制，不能及时审结，往往造成延误农时。进而，引发村民集体上访事件，甚至导致个别纠纷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

        【This chapter is finished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