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奇迹不奇迹的，”桑乔说，“谁要是介绍或者记述人物，总不能凭想象乱写吧。”

        “人们认为这部的毛病之一就是作者插进了一个题为《无谓的猜疑》的故事。”学士说，“并不是故事本身不好或写得不好，而是因为放的地方不对，与唐吉诃德大人的故事毫不相干。”

        “我敢打赌，”桑乔说，“他肯定是把风马牛弄到一块儿去了。”

        “现在看来，”唐吉诃德说，“这部写我的事的的作者不是有学识的文人，而是个无知的饶舌者。他写作时没有任何考虑，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就像乌韦达那位画家奥瓦内哈，人家问他画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像什么就是什么。’也许他画的是只公鸡，不过画得太不像了，还得在旁边用哥特体的字写上：这是公鸡。写我的这部大概也是这样，要看懂它还得加注解。”

        “那倒没有，”参孙说，“里面写得很清楚，没有看不懂的地方，而且孩子们爱不释手，少年们争相传阅，成年人一目了然，老人们赞不绝口。这部被各个阶层的人广为流传，以至于后来人们一看到一匹瘦马，就说‘罗西南多来了’。最爱读这部的还是那些侍童，没有一位贵人家的前厅里不摆着《唐吉诃德》。这个人刚放下，那个人就拿走了，这边有人找，那边有人借。总之，这部是迄今为止最有意思而且最没有低级趣味的，全书里没有发现、而且也根本没有一句不道德的或违反了教会思想的句子。”

        “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是写真了，”唐吉诃德说，“而是撒谎。对于那些编历史的人，就应该像对造伪币的人一样把他们烧死。仅我的事情就足够写的了，我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还要写那些与此无关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大概就像俗话说的：‘甭管这草那草……’实际上，作者只要写写我的想法、我的感叹、我的眼泪、我的良好的愿望和我的奋争，就足以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了，厚得可以和托斯塔所有的著作相比。实际上，学士大人，我现在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编写史书需要具有真知灼见。妙趣横生才谈得上大家手笔。在喜剧里，最愚蠢的角色才是最精明的形象，因为让人以为自己头脑简单的人其实头脑并不简单。历史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必须真实，有真实才有上帝。可是，总有些人胡编乱造，还把他们的书到处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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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胡安二世时期西班牙阿维拉地区的大主教，以著作等身而闻名，其著作达二十四卷。

        “不会有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书。”学士说。

        “这倒无可置疑，”唐吉诃德说，“不过，常常是有的作者本来已经名声在外，可他的作品一出版，他的声誉却一落千丈，或者从此被人看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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