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初时的弊病也是不能全怪明太祖。

        明初时四方凋敝，哪有什么工商可言，和宋时的繁荣不是一回事。

        而且战乱之时人心思定，能被雄主庇护得一口饱饭吃就知足了。

        所以卫所建立极易，军兵，民壮，签军，罪犯，大明国初建数百卫，兵力达到二百万左右。征蒙古动辄出兵三五十万，征安南也是三十万的规模，一声动员，五军都督府和各地都司分别派兵就道，都司卫所本身就有存粮，加上户部和各地官府库存粮，打仗缺粮缺饷是闻所未闻之事。

        但承平一久，民户赋税低，国初时杂税也少，几十年间民户和军户的收入差距就拉开了。

        人心原就不平，加上法纪废驰，勋贵将门侵占卫所和军户田亩，军户收入不增反减，还被视为奴隶。

        这样一来卫所兵不要说打仗了，连驻守也不成，军户纷纷逃亡，上交子粒粮更是没影的事。

        朝廷不得不贴补卫所粮食，加上募兵戍边要开销钱粮，原本明太祖设计的轻赋税的财政体系当然就负担不了了。

        如果大明开国就两条腿走路，工商税和农税并举，就算宋人税重，大明轻税，仍然不至于将所有负担都加在农民身上。

        若风调雨顺，没有士绅作梗转嫁压力，凭借亿万人口千万顷土地的农税收入，仍然可以维持百万边兵军饷，维持帝国的边境平安。

        但灾害到来，加上皇帝不理国政，任用奸臣，无法化国力为实力，边境屡战屡败，虚耗钱粮，由量变为质变，这就是嘉靖到万历年间，先是蒙古倭寇，后来女真坐大，终致大明亡国。

        朱载墐心头异常沉重，虽然距离亡国距离遥远，但身为大明宗室，享了这福就要有一定的担当和觉悟，若是现在任事不理，富贵而终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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