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生命体都受到自身生命周期的限制和约束，小到个人大到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政权，都逃不脱生命周期律的束缚，“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这个理。大唐王朝，从高祖李渊晋阳起兵算起到唐僖宗即位，经历了二百五十余年的兴衰荣辱，已经从婴幼儿的幼年期过渡到了老年人的迟暮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中央权威江河日下，李家政权也行将就木，只须静待历史浪潮的迎面一击，大唐即将迎来一曲凄凉而悲恸的挽歌。

        挽歌已经拉响，小皇帝唐僖宗李儇很不幸地亲自见证了这场毁灭性的能量爆发——风起云涌的唐末农民起义拉开序幕。李儇刚即位的时候才十二岁，荣膺了两项唐朝桂冠，首先他是大唐开国二百五十余年来年纪最小的皇帝；其次，他登基的时候，正值帝国形势最为严峻、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已尖锐到顶点的时刻。

        大唐王朝这架老旧马车，疲惫不堪地朝着万丈深渊奔驰，而小皇帝李儇对此则一无所知。严格意义上讲，帝国毁灭的责任并不能全部算在李儇身上，大唐王朝也只是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最后一程——自我毁灭阶段，气数已尽，整个统治阶层已经腐朽，官僚机构对社会的统治衰落到顶点，政权的兴衰与末代皇帝是谁关联并不大。

        历来，中国封建王朝能集中的权力，基本上属于政治统治权，而对于社会事务的管理，国家政权是无能为力的，主要表现为族权、神权、夫权，乃至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由社会自己行使。一个县令，管辖职能极其有限，他的政务多半只是收缴赋税，处理纠纷，审理案件，基本不提供社会服务。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江河日下，藩镇割据的病根始终没能彻底去除，分摊到民众的财政负担也日渐加重。岁月如梭，直至王朝末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更是衰减到极致，一遇到天灾兵祸，那么广大贫民便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乃至“人相食”，对于这类现象，大唐王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连赈济灾民的社会服务都无法提供，那么“白骨露于野”的饥民也只能奋起一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这个腐朽的政权。

        中国传统政治是两个系统并行，在政治统治上，是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在社会管理上，是自下而上的乡绅系统。官僚系统是由官僚集团组成；乡绅系统，在唐代则是由庶族组成。官僚系统和乡绅系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两者既对立又统一。

        官僚依靠乡绅来管理社会；而乡绅依靠官府来保障自己的地位，借用官府的政治力量加强他们对民众的盘剥。同时，官僚又要控制乡绅，防范他们借助民意联合影响和冲击自己的统治。事实上，乡绅经常以民众的代表者自居，同官府讨价还价。而唐末，官僚集团和乡绅们无底线的盘剥，则直接引爆了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

        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就是安居乐业，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当统治者把民众这种最低限度的渴求碾成齑粉的时候，他们才会铤而走险，选择造反，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乾符二年（874年），小皇帝登基不久，这种毁天灭地的能量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帝国的四面八方遍地开花。去年，南诏国和李唐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外患平息，结果内乱再生，农民起义爆发。面对各地如漫天飞雪的战报，李儇也只能是手足无措。

        挑头闹事的是王仙芝。王仙芝，濮州（今山东鄄城县人），于乾符元年十二月在长垣（今河南）起兵，次年六月杀回老家，攻占了濮州和曹州（今山东定陶县），人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同时王仙芝发出檄文，斥责唐朝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而紧跟着王仙芝大闹天宫的人，就是黄巢。

        黄巢，冤句（今山东东明县南）人，早年曾与王仙芝搭伙贩卖私盐，精于骑射，为人任侠仗义。不过黄巢是一个读书人，也曾经抱有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走上仕途的的希望，然而现实一次次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打击，黄巢屡试不中。作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又怀才不遇，如果身处太平盛世，倒也只能按部就班，因循苟且，然而身处末世，反倒给了他一个搅动风云的大舞台。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在人万念俱灰之时，突然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开启一扇窗户，能否抓住机遇，施展拳脚，就全靠个人造化了，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乾符二年六月，黄巢在冤句聚集上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这两人便成为了并肩作战的义军领袖。他们合兵一处，劫掠州县，横行山东。那些嗷嗷待哺的贫苦百姓，纷纷争先恐后地投奔到了他们麾下，准备开始“抢钱、抢粮、抢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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