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政府对官员考核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个人任职后的政绩，但想干出一番政绩，绝对不是光有权利可以轻易做到的。

        打个方来说，一个市长想给自己治下的城市修建一条新公路，那么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但级的拨款有限，根本不够修路的钱，这个时候需要到民间来筹集资金。

        通常这个时候市长会召集市内的一些龙头企业开会，宣布政府的这个决定，暗示这些企业‘出血’，填补政府财政的窟窿。

        而最终，这些企业出钱出力，路修好后，变成了市长本人的政绩，而相对的，那些出钱的企业会得到一些政府工程或者政策扶持作为补偿，

        老百姓有了新路走，市长履历多了一条耀眼的政绩和群众的口碑，企业和富豪得到了政策扶持，看起来 是个‘三赢’的局面。

        至于那些‘不识相’的企业主和富豪，市长本人只要一句‘查税’能让这些人个个寝食不安。

        毕竟政府一旦‘认真’起来，没有的谁的屁股是干净的。

        所以历史政商一直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久而久之，会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而刘成功当年一手创建起来的‘江沪同乡会’，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其实华夏的很多高层官员也都有自己的嫡系组织，诸如他认识的京都市长闫凯夫妇，控制着京都青年商会，另外很多京都的顶级富豪都和闫家私下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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