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困秋乏，窗外的家雀也蔫头耷脑。

        江连横觉得无趣。天过正午，人本来就有些昏沉，何况还要听人“讲课”。

        苏文棋坐在身边，絮絮叨叨，已经说了将近一个时辰，并且没有任何要停下的意思。

        他的话，说得很大，而且很远。从英吉利之大宪章，到美利坚之联邦制，再到法兰西之大革命。

        其实，说来说去，只落在一个意思：我们这地方，哪哪儿都不对劲儿！

        这在江连横看来，是一种病，时髦病，急性病。

        “苏兄，苏老师，别念了。”

        他终于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将肆意蔓延的话题收束起来。

        “我听明白了。那帮洋记者，是你找的。你知道学生那天要在附属地抗议，找来洋记者，想扩大影响，声援护国军，是不是？”

        “是——”

        “那你搁这唠啥呢？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的，哪哪儿都不挨着，跟我有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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