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社会氛围其实也算不上好，大家都很紧张，觉得随时会爆发热战，世界可能会毁灭。但不得不承认，物质生活是比较好的，”布鲁斯说，“或者说，社会氛围相对温和，内部的倾轧不那么严重，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那么冷漠。”

        荣恩点了点头，他深有体会，他说：“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团结，尤其是科学家们，他们都觉得人类能一飞冲天，每个人都在为此而努力。哪怕团体内部有些矛盾，大家也都可以因为志同道合而彼此忍让。”

        “但是后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十年之后，我所任职的警局，所出现的互相举报、相互排挤的情况，变得非常频繁。不仅是同事之间，还有警局和警局之间，州警和州警之间，后来甚至都不合作追捕犯人了。这导致了很多重刑罪犯跑掉。”

        “要是在冷战时代，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一旦爆出丑闻，整个州的警务系统都会大换血，甚至不只是警务系统，议员也会被严查。因为对面那个大国是真的会拿这种事情做文章。我们也憋足了劲儿，不想输给他们，恨不得一天20个小时都在工作。”

        “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物资丰富，可以随意去超市选购商品，而看着报纸上说对面只能吃有限的几种罐头，哪怕是吃冷冻食品，大家都很高兴。起码我们选择多，我们够自由。而因为幸福感高，大家的脾气就会比较好。”

        “那个时候我住的社区，不但没排挤出了事故的人，大家还会一起去探病，把一些自己吃不完的临期食品给他们。而暂时跌落谷底的人也不会很绝望，因为他们觉得，再怎么也比对岸强。”

        “当然，也就只有辉煌的那几年，”荣恩皱起了眉说，“其实到后期，已经初现端倪了。苏联要是不倒，我们可能也撑不住了。”

        “没错，精神幸福感是很重要的，”布鲁斯说，“在冷漠的社会氛围呆久了，人们就会更具有攻击性，默认所有人都是不友善的。这会让容错率变得更小，本来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就因为不放过，最终大家一起倒霉。”

        “那你是想……”荣恩好像有点反应过来了。

        “就像刚刚荣恩所说的，提升精神幸福感，让他们感到幸福是一种方式。而另一种方式是降低幸福标准，就比如，和其他不幸的人相比，或者和预期中更坏的结果相比，自然就显得自己幸福了。”

        “在冷战年代，美国人都觉得，对岸的那个大国极不自由，什么东西都是发下来的，没有选择权，所以就会感觉自己能去商场自由购物很幸福。再不就是，大家都觉得可能会打热战，到时候就要紧衣缩食，甚至还要上战场，那么没打起来，他们也会觉得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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