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总是叫他“好孩子”的老人，倒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像一只猫一样蜷缩著。

        而在她面前，是一排手持防暴盾牌、没有任何表情的钢铁机器。

        那一刻的无力感，比十三万美金的债务还要沉重，还要让他窒息。

        他以为只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就能保护他们，结果他只是用自己那廉价的良心，把他们推向了暴力的绞肉机。

        仅仅因为他手里没有权。

        仅仅因为他只是一个拿著扩音器、却没有任何力量的“好人”。

        这种痛苦的记忆最终与现实重叠。

        他想起了莫雷蒂办公室里那个沾著番茄酱的肉丸三明治，想起了卡特赖特面对镜头时那张虚偽到令人作呕的笑脸。

        那些人，他们不需要在寒风中发传单，不需要担心被盾牌砸倒。

        他们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决定谁能活下去，谁该被牺牲。

        而他们之所以能安稳地坐在那里，不是因为他们高尚，而是因为他们足够狠，足够坏，足够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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