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到四点，是你的‘自由活动’时间。但仅限于在室内。可以进行（客厅书架上有一些经筛选的书籍）、简单的室内活动，或者休息。不允许使用任何电子娱乐设备，不允许长时间站在窗前向外张望，不允许发出过大的声响。”

        “下午四点，我会再次来电，检查你的答题情况，并进行简单的问答。之后，你可以继续自由活动，直到晚餐送抵，时间是晚上六点半。同样的用餐和回收要求。”

        “晚上九点，你需要向这部手机发送一条固定格式的短信，内容为‘今日状态正常，已准备休息’。同时，手环会开始记录你的睡眠准备情况。最晚十点，必须熄灯就寝。夜间保持手机畅通，以备紧急联系。”

        李维一条条念着，语速平稳，不容置疑。罗梓感觉自己像是一台被输入了程序的机器，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时间点，都被精确地规定好了。没有工作，没有外出，甚至没有与他人交谈的可能。只有、答题、吃饭、在有限的空间里“自由活动”，然后汇报、睡觉。这就是他作为“特别事务助理”第一天的全部“工作”。

        “有什么疑问吗？” 李维念完日程，例行公事地问。

        罗梓张了张嘴，他想问，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所谓的“助理”到底要做什么？他母亲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但他最终，把所有的问题都咽了回去。他知道，这些问题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答案，甚至可能招来不必要的警告。

        “没有。” 他回答。

        “很好。那么，现在开始计时。记住，严格遵守时间。任何延误或疏漏，都会记录在案，影响对你的评估，以及……后续的安排。” 李维的最后一句话，暗示意味明显。

        电话挂断。

        罗梓握着手机，在清晨清冷的光线中，呆坐了足足一分钟。房间里的暖气很足，但他却觉得一阵阵发冷。这种被彻底规划、监控、与世隔绝的生活，比他想象中更令人窒息。它不像监狱那样充满直接的暴力和压迫，而是一种更精细、更冰冷的、用规则和后果编织成的软性禁锢。它剥夺的不是身体移动的自由（目前看来），而是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社会性和时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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