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请求贵国对我丈夫陆沉舟在中国之危境予以关注，并通过外交等渠道，施加必要影响，确保其得到公正救治与保护。”

        “三、作为交换，我将分批向贵国提供‘隐门’渗透贵国之详细名单、证据，及其部分全球犯罪网络之关键信息。首批证据，可于确认周文娟女士安全获救及我方基本安全得到保障后24小时内交付。”

        “四、我要求与韦伯先生或更高层级负责人紧急会面，商讨具体保护措施及证据移交程序。会面地点需绝对安全，并由我指定。”

        “若贵国无意或无力应对此等威胁，我将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揭露真相，届时恐将对贵国声誉及涉事官员造成不可挽回之冲击。选择在贵国，时间紧迫，望慎决。”

        “伊莲娜·索科洛娃（林晚），于伯尔尼，绝境中。”

        写完最后一个字，林晚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这封信，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最后通牒，是威胁，也是诱惑。她在赌，赌瑞士人对国家安全和自身利益的重视，超过对卷入国际纷争的顾虑；赌他们对自己手中“名单”的渴望，超过对“母亲”报复的恐惧。

        她将文档加密保存，复制到那部老式手机的一个隐藏分区。然后，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律师马丁·胡伯的号码。这是她目前唯一能相对“安全”联系到瑞士当局的渠道。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胡伯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惊疑：“索科洛娃女士？上帝，您在哪里？安全人员报告说您不在公寓，现场有强行离开的痕迹！您知道这有多严重吗？您现在的安全状况……”

        “胡伯先生，”林晚打断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我暂时安全。但我没有时间解释。请立刻，马上，将这封加密信件，转交给韦伯先生，或者您能接触到的、移民局或安全部门最高级别的负责人。信件密码我会通过另一条线路单独发给你。记住，是立刻，马上！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也关系到瑞士的国家安全。如果一小时内我没有收到韦伯先生或同级别官员的回应，我会认为瑞士放弃了我，届时，我将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

        说完，不等胡伯反应，她直接挂断了电话，并迅速拆下手机电池——尽管是老式手机，但小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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