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九，启动B计划。向我们在瑞士的所有可用资源，包括与胡伯律师有间接联系的渠道，以及我们在当地媒体和友好人士中的关系，释放消息：中国知名企业家、危重病人陆沉舟，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救治期间，面临被以有争议程序强制转移的风险，生命受到威胁。强调医疗伦理和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将我们掌握的、关于此次舆论攻击背后存在组织性伪造证据的部分技术分析，匿名透露给一两家在瑞士有影响力的、以捍卫公正著称的媒体或NGO。”苏瑾快速下令。既然对方打“合法程序”牌，她就打“人道危机”和“程序争议”牌，把事态公开化、国际化，争取舆论压力和外部干预。

        “B计划已启动。信息正在扩散。但预计效果需要时间发酵。”阿九回答。

        时间……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开了，陆沉舟的主治医生，一位神情严肃的瑞士中年专家走了出来。他显然已经了解了情况，眉头紧锁，用带着口音的英语清晰地说道：“我是科恩医生，陆先生的主治医师。我必须声明，以陆先生目前的状况，任何非医疗必需的移动，尤其是长途转运，都具有极高的、不可预测的生命风险。我，以及我院的伦理委员会，强烈反对在此时转移病人。如果贵方坚持，必须签署由我方律师准备的、明确列明所有风险及免责声明的文件，并且，转运过程必须有我院指派的医疗小组全程陪同监护，转运目的地必须是我方认可、具备同等或更高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否则，我院无法为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负责。”

        科恩医生的表态，给了安保团队一个坚实的支点。王砺的脸色终于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他显然没料到瑞士院方的态度如此强硬，甚至提到了伦理委员会和免责声明。这不仅仅是医疗问题，更涉及法律和声誉风险。

        “我们可以接受贵院指派的医疗小组陪同，并确保转运至具备相应条件的医疗机构。”王砺试图让步，“但转移是必须的，这是执法要求。”

        “哪家医疗机构？具体名称、资质、距离、预计转运时间、备用方案是什么？”科恩医生追问，专业性带来的压迫感丝毫不逊于执法人员。

        王砺迟疑了一下，报出了一个苏黎世郊区一家私立医院的名字，声称那里已安排好转运接收和后续医疗条件。

        “那家医院在神经重症领域的设备和专家力量，远不如我院。”科恩医生立刻反驳，“而且，陆先生的病例复杂，转运途中任何颠簸、设备故障或病情突变，都可能致命。我需要看到贵方承诺的、具备与我院同等救治能力的明确证明，以及完整的、经过独立第三方评估的转运风险评估报告。在此之前，我无法同意。”

        谈判陷入了医疗专业细节的拉锯战。王砺一行显然有备而来，但面对科恩医生滴水不漏的专业质疑和瑞士方面对医疗伦理的坚持，他们也无法强行蛮干。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然而，苏瑾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对方如此大张旗鼓，甚至不惜与瑞士院方对峙，绝不仅仅是为了将陆沉舟转移到另一家医院那么简单。这更像是一个姿态，一个必须完成的程序。其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意图。

        她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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