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清源的顾虑，是典型的实干派官员在面对未知变革时的本能审慎。

        首先是法律红线。现阶段土地制度尚未解冻，国家层面的土地储备制度还是个空白，土地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步。这时候严禁地方政府直接经营土地，“以地生财”在法规上找不到依据，操作起来极易被扣上“违规”的帽子。

        其次是接盘侠在哪里。奉阳不是南方沿海，没有那么多腰缠万贯的外商和开发商。就算把地腾出来，能不能卖出商业价值，能不能覆盖国企搬迁的巨额安置成本，谁心里也没底。

        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块石头：稳定。

        大西区几十万产业工人，一旦动了土地，就牵扯到家属区动迁和厂房搬迁。如果补偿款不到位，或者安置过程中出现任何纰漏，足以让奉阳市的社会秩序瞬间瘫痪。

        实际上，这三个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字：钱。

        只要账户里有数字，能把大西区那口深不见底的窟窿填上，能让奉阳的GDP数据跳起来，法规是可以探索的，压力是可以对冲的。

        江振邦对这些质疑早有准备，他往前坐了坐，没有急着解释政策，而是先从搞钱的具体路径聊起。

        “领导，钱的问题，主要是三条路。”

        江振邦道：“我简要讲讲自己的想法……”

        “第一，是向上争取。中枢对东北国企改革有关注，我们可以把大西区的‘东搬西建’包装成全国首个老工业基地空间转换试点，这将回答工业城市在工业化后期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这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向上要政策，也要专项资金…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嘛。”

        方清源点头，示意他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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