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振邦没有用任何指责的语气，只是用叙事的语气淡定的讲着：“为什么没能做出这个调整？原因也很简单；国企的国企决策机制是行政审批型的，上级要我们造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要改产品方向，也得层层上报，区里的相关部门批完市里批、省里批完部里批……等批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你们之前赔了个底掉，再想要钱难如登天。”

        “总之……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们学错了东西，而在于两个致命缺陷。”

        他竖起两根手指。

        “第一，你们没有建立市场信号的反馈机制。整个决策链条里，没有一个环节是面向市场的。你们的技术团去美国考察了四十天，有没有人花一天时间去东北农村问问农民，他们到底需要多大的拖拉机？”

        吴永胜握着话筒的手松了，又紧了。

        “第二，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你们迅速纠错。而现在是市场经济，它的逻辑要求我们必须‘快速发现做错了并且立刻改’。我们发现做错了，但改不了，或者改的太晚了，那自然是不行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大西区要成立国资中心的目的，解决国企管理混乱，多个部门九龙治水的问题……”

        台下鸦雀无声。

        这段分析不只是在说大拖厂，它在说国企群体的共性病灶。

        “吴厂长，你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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