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是太急了。”

        这句话，算是给整件事定了个调。

        不是否定，不是追究，而是提点。潜台词是：你做得对，但尺寸没拿捏好。

        江振邦顺着这个口子往下接：“书记，我确实是急了，因为大西区的病拖不得呀。”

        他身体微微前倾，自相讲解：“这些情况我之前跟您详细汇报过，按目前523家区属国企的现状，如果在今年的年底启动全面改革，总成本大约17个亿。这17个亿里头，5个亿是职工买断安置，5个亿是三角债清偿：欠供应商的、欠银行的、企业之间互相欠的往来款，这是按照最低线算的。剩下的是设备改造、厂区搬迁和土地整理，加起来还有7个亿……”

        “但如果再拖一年，总成本就要上浮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等到明年全面改革，成本就奔着22个亿去了。拖到后年那就是28亿，大后年就是小40亿……这还没考虑到经济通胀、货币贬值的因素，实际数字肯定不止。”

        “另一方面，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机，咱们改革步子的越慢，效果就越差，企业振兴难度也就越高。一是本来还可以抢救回来的企业，也会被拖破产。二是那些先行一步的地区会对我们进行虹吸。每晚一天，我们大西区的优质人才都在出走，市场机会都在流失……”

        周学军眉宇间流露出一丝对实干家的赞许，但旋即又被更复杂的考量覆盖，他缓缓道：“经济要发展，但也要考虑其他因素。”

        微微一顿，周学军坦言道：“你这次一口气从兴宁和兴科调了不少人过来，我签字了，并让组织部抓紧落实。”

        “但是呢，市里已经有了些杂音。认为你是在任人唯亲，树立山头，这对你后续的工作部署是相当不利的…毕竟很多工作你还是要和市直部门协调，不是本土干部，容易找不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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