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税需要储存和运输，这其中损耗巨大。光是从江南运粮至京城这点路程，沿途损耗往往高达三成。而这些损耗在收税的时候，就已经算在了百姓头上，这就是‘水脚银’与‘鼠雀耗’”

        他又指向西南方向：“更严重的是赋税不公。比如运河沿岸的百姓因为运输便利，负担还相对较轻。而云贵等偏远地区的百姓...”

        李真顿了顿：“需要承担的赋税比其他地区还要高不少。臣查过去年云南某府的税赋记录，当地百姓纳税一石，实际要准备一石三斗，多出来的都是为了支付运输费用。这简直是在折磨百姓！”

        朱标听得很认真，又起身仔细看了看地图：“这些年各地呈报的税赋纠纷，确实多与此有关。去年广西还发生过百姓因不堪运输重负而抗税的事件。”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李真加重语气，“粮食折色银的定价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这给了他们太大的操作空间。”

        “郭桓案中，很多贪腐就是通过操纵折色价格实现的。去年浙江粮价明明是一两二钱一石，折色时却按一两五钱计算，仅此一项就多贪墨了数十万两白银。”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改革？”朱标回到座位，神情专注。

        李真早有准备，从袖中取出一份奏章：

        “第一，将折色定价权收归户部。每年由户部派遣专员赴各地调研粮价，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制定折色标准，明发天下，杜绝地方官吏操纵空间。”

        “第二，允许百姓自由选择用粮食还是银钱纳税。”

        “自由选择？”朱标眼前一亮，“这倒是个新思路。细细说来。”

        “正是。”李真展开奏章解释道，“靠近运河的百姓可继续纳粮，利用漕运之便；偏远地区的百姓则可选择纳银，免去运输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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