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50。

        井上日召坐在二楼会议室主位的椅子上，手里盘着那串佛珠，珠子与珠子之间轻轻碰撞声。

        会议桌两侧坐着七八个人，都是井上公馆的核心骨干。

        墙上的挂钟刚刚敲过八下，窗外的法租界一片安静，只有远处隐隐传来电车的叮当声。

        “诸君，”井上日召开口，声音不高，“今天下午，那家《救亡日报》又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什么来着？”

        坐在左侧的元吉行雄立刻接话：

        “回馆主，叫《华北烽火，上海岂能安睡》。通篇煽动支那人仇日情绪，言辞极为激烈。”

        “激烈？”井上日召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玩味，

        “下午我去拜访他们主编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们是中国人，写的是中国字，用不着日本人来教我们该怎么说话’。”

        会议室里有人嗤笑出声，有人脸色阴沉。

        井上日召手中的佛珠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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