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儿子不是在汽车公司吗？，听一个给外宾开小汽车的司机说，那边扫大马路的，一个月都能挣一两千块！”

        “你可就别吹牛了！”

        冯大妈笑得直拍腿，

        “一个月一两千，一年就是一两万，那大街上是铺着金子让他们扫？”

        笑声和议论声裹在一块儿，飘到红子耳朵里，她手里的毛线针顿了顿，线团滚到脚边，也没立刻去捡。

        这些日子，胡同里说“国外”的人越来越多，你传我，我传他，像滚雪球似的，把那些道听途说的事儿越滚越大——住着带花园的小洋楼，出门开着四个轮子的小汽车，顿顿都能吃上白面包和牛奶。这些话，对挤在大杂院、连窗户都得错着开的人来说，是再勾人不过的，尤其是那小洋楼，光是想想，就觉得这辈子都够不着。

        红子捡起线团，继续织着毛衣，手里的活没停，心里却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直到傍晚关店门，锁头“咔嗒”扣上时，才觉得胸口松快了点。她沿着胡同往家走，墙根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走到胡同口时，脚步忽然顿住——齐伟正从外往里走着，手里攥着个军绿色的挎包。

        那小子看见她，先是愣了一下，才扯着嘴角打了个招呼：

        “下班了？”

        语气平平的，没了往日里凑过来问的热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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