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将平板放在一边，动作随意，语速平稳却清晰：“既然问题的核心是怕我们‘控制’，那解药就不能是口头承诺，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自我设限’和‘权力让渡’。”

        他顿了顿，继续道：

        “比如，在基金会最高技术决策机构‘开源项目委员会’里，华兴可以主动倡议，并书面承诺：不寻求首届主席席位。

        这个位置，应由理事会从其他重要发起单位，比如四十大盗、鹅厂或中立的学术机构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甚至可以设计成轮值制，确保权力的流动性和多元性。”

        “再比如，在第一个旗舰项目的初始代码库贡献者列表中，在关键特性的设计文档里，在最重要的邮件组讨论中，我们不仅要允许，更要主动去设计和推动非华兴的参与者成为主导者和发声者。

        华兴的工程师可以成为重要的贡献者，但不能天然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争议的裁决者。”

        他的目光扫过徐平和杨博涛：

        “在起步阶段，华兴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我们应该是‘发起捐助方’、‘核心代码的首批贡献者’和‘社区基础设施的搭建者’，但绝不能是‘唯一的家长’或‘隐形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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