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府那场惊心动魄的“家法处置”与祠堂静室的幽禁，如同一个沉重的注脚，为京城各大家族这场内部的“筛查与整肃”风暴画下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句号。

        消息虽未外传，但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与后怕，却如同无形的涟漪，悄然扩散。

        接下来的日子里，朝堂之上恢复了某种表面上的“常态”。

        佟佳氏案似乎已成过往，无人再敢提及。

        各部院照常议事，奏章往来，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太子病危之前的轨道。

        然而，明眼人都能感觉到，这“常态”之下，涌动的是一种更加谨慎、更加沉默、也更加注重“政治正确”的暗流。

        康熙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早朝时，大臣们奏对更加简练务实，少了许多引经据典的冗长议论，更无人敢轻易对皇帝的决断提出“补充”或“商榷”。

        下朝后，官员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明显减少，往日里下衙后呼朋引伴、诗酒唱和的风气为之一敛，多的是径直回府，闭门读书或教导子弟。

        对此，康熙心中并无太多波澜，甚至隐隐有一丝满意。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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