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她提笔疾书，头也不抬，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磨刀，“以公司法律顾问的名义，向财政部、警察总局、央行正式提交书面申诉和律师函，引用《战时特别商业法》美资企业条款、中美相关商贸协议，以及我们所有完备的海关、税单文件，逐条驳斥其指控的不实与程序违规。”

        “措辞要强硬，逻辑要严密，但姿态要‘委屈’、‘困惑’。”

        “强调我们一直守法经营，为稳定市场、支援抗战做出贡献，如今遭到‘不公正对待’，深感‘震惊与遗憾’。”

        “同时，将申诉副本一式三份。”

        “一份送美国驻重庆领事馆商务处，注明‘提请美方关注可能影响美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

        “一份送中央社等几家我们打过招呼的报纸，但要求他们‘暂缓发表，等待后续’。”

        “最后一份……”她顿了顿，笔尖在纸上留下一个深重的墨点，“想办法递到监察院于右任院长的一位门生手里，不必多说，只送文件。”

        这是明面上的反击，拉大旗作虎皮，将事情的影响面扩大，尤其是扯上美国人和舆论，让对手不能肆无忌惮地暗箱操作。

        “第二，”张丽芳放下笔，目光郑重地落在方助理身上，“你亲自去办。动用我们所有的私人关系，不计代价，我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拿到三样东西。”

        “一、查封我们仓库的那个副科长，他最近一个月的银行流水、常去的赌场、外宅地址，以及他小舅子那家五金行的进货渠道。我要他连底裤是什么颜色都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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