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掉电话。

        周永年靠进椅背，闭上眼睛。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做这种“加急”手术，是十五年前。

        那时他还是器官移植中心的副主任，四十三岁，正是往上爬的关键时期。

        儿子那年十二岁，小升初。成绩不错，但想进省城最好的初中，还差二十分。那所学校有个“共建生”名额，需要交三十万赞助费。

        周永年当时月工资四千，加上奖金不到六千。三十万是他五年的收入。

        他拿不出来。

        那天晚上，儿子坐在餐桌边，眼睛红红的。

        “爸，我们班李晓东成绩还没我好，但他爸给学校捐了五十万，他就能去。我没他家有钱，我就去不了。”

        周永年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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