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凉意从脊背升起，但顾秋月面上却表现得恍然和理解：“我明白，刘同志您放心，组织的纪律我是懂的，绝对不会乱说。”她表现得像一个绝对配合组织、毫无他想的小镇教师。

        “很好。”刘同志终于站起身，“车子会送你们回去。”

        回去的路上，车内气氛比来时更加沉闷，刘同志不再多言，只是闭目养神，顾秋月紧紧搂着两个孩子，看着窗外飞逝而过的熟悉景致，心里却波涛汹涌。

        她反复回味着刚才的每一问每一答，确认自己没有留下明显破绽。

        但“包括家人”这个要求，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她不确定是否该完全听从，丈夫谢时屿见识广博、处事沉稳，或许能给她更好的建议？但万一这本身就是一种试探呢？八十年代初的氛围，虽已回暖，但某些领域的谨慎仍无处不在。

        车子在家属院门口停下，顾秋月道谢后，带着孩子下了车，看着黑色轿车驶远，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手心全是冷汗。

        “妈妈，那个叔叔是坏人吗？”双双仰着小脸，怯生生地问。

        顾秋月蹲下身，整理着孩子们的衣领，努力挤出笑容：“不是，叔叔是妈妈单位的领导，来问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今天看到叔叔和坐小汽车的事，是我们三个人的小秘密，不能告诉别人哦，包括爸爸也不能说，好不好？我们拉钩。”

        她伸出小指，心里却因对丈夫的暂时隐瞒而感到一丝愧疚和不安。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和她拉了钩。

        顾秋月牵着两个孩子软乎乎的小手，站在家属院门口，直到那辆黑色的轿车彻底消失在视野尽头，化作一个模糊的黑点，她才真正感觉到那阵无形的压力稍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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