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明自洪武大帝扫平六合、定鼎天下，便立下了‘皇权至上’的铁规矩，天下万事，皆由帝王定夺，朝堂政令，皆依儒家礼法而行，四海之内，唯皇权独尊！宗教于我大明，不过是社稷的附庸，是百姓精神的些许寄托，从来都是教随国定，岂容教规凌驾于国法之上，岂容教派左右邦国大计？”

        他越说越气，眉峰倒竖，目光如炬扫过阶下垂首的南洋使者，语气中满是难以掩饰的不屑与震怒：“那帖木儿帝国竟行政教合一之制，教权与政权搅缠相融，教规竟能等同于国法？这等行径，在我大明，便是十恶不赦的谋逆大罪！帝王乃天子临凡，代天牧民，掌四海生杀予夺之权，天下唯有皇权能统摄万民、号令四方，岂容一个域外教派的规条束缚朝堂政令，岂容阿訇之流身居末位，却敢插手邦国国事？若教规可凌驾国法，若教派领袖能左右朝政，那帝王的九五威严何在？大明的社稷纲纪何在？天下的尊卑秩序何在？这般将教权置于君权之上，以教规桎梏万民、干涉朝政的教门，不是邪教又是什么？”

        一番话掷地有声，字字如锤，砸在厅中每个人的心上。

        他自幼受洪武、永乐两朝帝王熏陶，浸淫儒家正统教化，深植于心的便是“君为臣纲、皇权独尊”的理念，在他眼中，世间任何教派，但凡敢挑战皇权、干涉朝政，便是祸乱社稷的异端，而伊斯兰教这般教规严苛、易成政教合一之势的教派，在大明的礼法体系里，更是全然无法容忍的“邪妄之教”，是以怒斥之言毫无遮掩，尽数吐露。

        朱雄英的话，字字诛心，句句皆戳中了大明与南洋信仰最根本、最无法调和的核心矛盾。

        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便立了皇权至上、儒教为尊的铁律，千百年的中原教化，早已将这套理念刻进朝堂与民间的骨血。

        儒家重纲常伦理、君君臣臣，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掌天下生杀予夺之权，朝堂政令皆出中枢，地方治理皆依国法，天下万事，唯皇权马首是瞻。

        而宗教于大明而言，不过是社稷的附属，是百姓祈福避祸的寄托，纵使是本土传承千年的道教，也守着“不涉政事、不扰俗务”的底线，道士清修于道观，信众祈福于庙堂，从无一人敢以教规干涉朝政，更无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战皇权。

        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被严令约束，终究归于清净，绝不容许教权有半分凌驾于国法之上。

        可南洋的伊斯兰教，却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