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无法，而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朱高炽眼神坚定，掷地有声，“想要改变这一现象，给百姓子民一条活路，让新政真正落地生根，就必须彻底改变大明王朝沿用至今的赋税制度！”

        “什么？！”

        “改变赋税制度？”

        朱标与朱雄英同时惊呼出声，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震惊地看向朱高炽。

        要知道，大明的赋税制度承袭自唐宋两朝的两税法框架，虽经洪武年间老朱陛下大刀阔斧的调整——废除苛捐杂税、厘清税目、核定天下田亩、编制鱼鳞图册，却始终未能跳出“田亩税”为核心的传统框架，且与士绅的功名特权形成了深度捆绑的利益格局。

        老朱陛下当年为稳固江山，笼络天下读书人、巩固统治根基，效仿前朝“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明确规定：凡考中秀才者，可免自身徭役与部分田租；举人及以上功名者，不仅自身免税免役，还可荫庇亲属、收纳“投献”田产，享受赋税优免特权；朝中官员更是按品级高低，享有从数十亩到数千亩不等的“免税田”额度，品级越高，优免范围越广。

        这一制度在明初天下初定、亟需恢复生产的背景下，确实起到了稳定人心、吸引士子入仕的作用，但也为日后的制度弊端埋下了隐患。

        历经数十年推行，这套赋税体系早已根深蒂固，如同一张密密麻麻的利益网络，牵扯到天下无数士绅缙绅的核心利益。

        江南地区的大族士绅，凭借科举功名或官宦背景，通过合法优免与非法兼并相结合的方式，占据了当地半数以上的良田。

        他们一边利用特权逃避自身应缴的赋税，一边通过“投献”制度吸纳自耕农的田产——自耕农为躲避沉重赋税，不得不将田地名义上划归士绅名下，沦为佃户，每年缴纳高达五成甚至七成的田租，而士绅则坐享其成，仅需将微薄收益的一部分上缴朝廷，甚至通过勾结地方官吏，连这部分也能变相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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