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那晚之后，会有什么不同。

        至少，沈恪看我的眼神，或者我们之间那根无形的弦，会绷得更紧或骤然松弛。

        但没有。

        第二天清晨，我走出卧室时，他依旧坐在餐桌旁看财经报纸，手边一杯黑咖啡，姿态和以往任何一个早晨别无二致。晨光透过纱帘，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冷静，疏离。

        他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仿佛昨夜玄关处那个掌心滚烫、说出“可以抓住我”的男人，只是我焦虑症衍生出的又一个幻觉。

        心底那点微弱的、连自己都不敢深究的期待，像被针戳破的气球，悄无声息地瘪了下去。也是，沈恪那样的人，一时的“伸手”，或许只是出于契约甲方的责任，或者，是他掌控局面的一种手段。我居然会因此心绪不宁，真是可笑。

        我默默地走到餐桌另一头坐下，阿姨端上温热的牛奶和煎蛋。我们各自沉默地吃着早餐，空气里只有餐具轻微的碰撞声。

        “下午……”

        “我下午……”

        我们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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