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杯被他悄然更换的花茶，像一道温和的咒语，驱散了我笔尖最后的滞涩。

        我不再试图去定义“光”，而是开始追逐它。追逐它在画架金属杆上跳跃的斑点，在亚麻画布纹理间流淌的痕迹，在颜料管锡皮盖上反射的冷辉。我调和着颜色，不再是单纯的明亮，而是细腻地捕捉光线在不同质地、不同角度下呈现的微妙变化——那里面藏着灰，藏着蓝，甚至藏着不易察觉的、流转的紫。

        时间在笔尖的沙沙声中悄然流逝。当我终于感到颈肩酸痛，放下画笔时，窗外已是华灯初上。画布上，不再是空无一物，也不再是阴郁的《困兽》。那是一幅未完成的静物，主体是那个普通的玻璃水杯，阳光穿过它，在虚构的桌面上投下清澈的、带着微妙色彩的光影。笔触依旧带着我特有的敏感和些许不确定，但整体色调是明亮的，干净的，甚至带着一种初生般的、小心翼翼的温暖。

        我看着它，心里涌起一种陌生的、微弱的成就感。不是因为画得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似乎，终于笨拙地，触摸到了那道命题的边缘。

        肚子传来轻微的咕噜声。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几乎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

        走出画室，公寓里灯火通明，却依旧安静。餐桌上摆放着晚餐，用保温盖罩着。旁边没有便签。

        我默默坐下，揭开盖子，是清淡可口的饭菜，旁边依旧放着一杯温热的、和下午一样的花茶。

        他回来过。又走了。

        这种无声的照料，比任何言语都更让我心绪不宁。它不像契约里规定的义务，更像一种……隐秘的牵绊。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完全泡在画室里，与那幅《光与杯》较劲。沈恪依旧忙碌，但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他不再询问进度，但总会在我专注到忘记时间时，让阿姨送来温热的茶水点心，或者，在深夜我拖着疲惫走出画室时，发现客厅的角落里亮着一盏为他（或许也是为我？）留的灯。

        直到周末傍晚，我刚刚给画作签上名字，放下画笔，准备休息一下。手机响起，是沈恪。

        “收拾一下，半小时后出发。”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带着一贯的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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