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上，林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份手写的预算表，对着手机计算器摁了三遍。

        数字没有变。

        录音棚的费用、编曲老师的酬劳、乐手的费用、混音和母带……他把每一项都拆到最细，甚至连往返录音棚的交通费都算进去了。最终的数字是一万六千二百块。

        他自己有九千。杨帆出了五千。剩下的三千二百块，由群里的其他人凑齐了。多出来的两百块，是苏静补上的——“做预算总要留点余地，万一超了呢。”

        钱够了。

        他把预算表叠好，放进抽屉里，然后打开手机，翻到一个备注为“老许”的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许哥，我准备好了。这周能约棚吗？”

        老许是他以前在成都认识的录音师，四十多岁，留着一把山羊胡，说话慢吞吞的，但耳朵极好，能听出一段录音里千分之一秒的延迟。林澈刚到成都那几年，跟着老许的乐队跑过几场演出，后来乐队散了，但联系没断。老许后来自己开了一间录音棚，不大，但设备都是他亲手调过的，在这个城市的录音圈里口碑很好。

        十分钟后，老许回了消息：“下周三之后都有空。来了再说。”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这是老许的风格。

        周六下午，苏静来到林澈的工作室。

        她手里拎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一件刚做好的衬衫——灰蓝色的棉布，立领，盘扣，袖口比普通衬衫宽了一指，刚好可以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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