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弗里茨停下笔，抬起头。

        “因为打输了。”

        “那打赢了就不用交吗？”

        “打赢了，就是他们给我们交。”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下一次，我们能打赢吗？”

        老弗里茨看着他。烛火跳动，把儿子的脸映得忽明忽暗。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注意过的认真——不是孩子的认真，是成年人的那种、带着困惑和不甘的认真。

        “不知道，”他说，“但会有人想办法的。”

        二

        六月，那个想办法的人来了。

        那天下午很热，弗里德里希坐在门廊的阴凉里，拿着一张纸在画什么。那是让临走前送给他的另一件礼物——一支削得很好的炭笔，用布包着，藏在口袋里。他舍不得用，今天才第一次拿出来，画门前的橡树，画远处的麦田，画偶尔飞过的鸟。

        一辆马车从道路尽头驶来，在他面前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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