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〇八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弗里德里希站在庄园门口，等着那辆接他去柯尼斯堡的马车。

        秋天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吹得门廊两侧的丁香树簌簌作响。他穿着一件改过的旧外套——那是父亲年轻时的衣服，玛丽拆了重新缝的，穿在身上还是有些大。脚上的靴子是新的，用去年攒下的几张兔皮跟过路的皮货商换的，硬邦邦的，不太合脚。

        玛丽站在他身边，手里攥着一个包袱。那里面装着两条换洗的内衣、一双备用的袜子、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黑面包，还有那本《社会契约论》——弗里德里希坚持要带的，尽管那本书很重。

        “路上要小心，”玛丽说，“到了就写信回来。要是柯尼斯堡那边不合适，就回家，别硬撑着。”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他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老弗里茨拄着拐杖站在门廊的台阶下，一言不发。他今天起得很早，一个人在马厩旧址那边站了很久。弗里德里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敢问。

        远处传来马蹄声。

        一辆破旧的驿车从道路尽头驶来，车夫是个满脸胡子的老头，勒住马，朝他们喊：“去柯尼斯堡的？上车！”

        弗里德里希接过母亲手里的包袱，转身看着父亲。

        老弗里茨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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