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符腾堡，这里农民在闹事。地主的租子太重，税太多，收成又不好，活不下去。有人在暗中组织，说要学法国人，把地主老爷们都赶走。

        城市里也不太平。工厂越开越多，工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一天干十几个时辰，住的像猪圈，拿的工钱只够吃黑面包。有人在传那些书，法国人写的，英国人写的，还有我们自己人写的。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这不公平，得改。

        梅特涅的间谍到处都是，抓了一批又一批，但抓不完。今天抓了十个，明天又冒出二十个。压得越狠，反弹得越厉害。

        我不知道会怎么收场。也许是一场大火，也许只是闷着，继续闷几年。

        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们等的那个‘那一天’，也许快了。

        你永远的朋友

        汉斯”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封信，在窗边站了很久。

        窗外，春天的阳光照在施普雷河上，几条新造的蒸汽船正突突地驶过，冒着黑烟。码头上工人们扛着麻袋，喊着号子，比从前更多了。

        他想起费希特说过的话：“变革不是靠烧书完成的，是靠一代又一代人，做那些琐碎的工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可汉斯信里说的那些，不是琐碎的工作。那是火。那是随时可能烧起来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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